12月12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，“明年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，做到保供稳价。”今年11月，猪肉价格首次下降，但与去年11月同期相比，仍旧处在高位。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通知也显示，将“确保2020年年底前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的水平，2021年恢复正常”。那么，当前恢复生猪生产仍面临着哪些困难?如何才能确保目标的实现?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产业经济学家、首都经贸大学教授陈及。

基础设施建设仍需较长周期

2019年下半年，各地连续发文，促进生猪生产，扩大生产规模，但生猪养殖需要较高的生产条件，陈及认为，应该考虑在基础建设上给予更多的扶持，“现在要扩大规模，必须加强重建工作。但包括猪舍、检疫体系、粪便处理等，这些基础建设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，而且投入也非常高。因此，不管是想要复养的养殖户，还是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投资者，都会面对周期长、资金大的问题，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，后续的生产就无法展开”，陈及说。

对于养殖者来说，由于贷款期限常常短于生产周期，因此获得金融支持往往很难，对此陈及说，“在资金方便，可以考虑更多的国家补贴来帮助投资者，或者国家投入相当规模的资金，保障更多猪场尽快完成生产的先期建设，不要因为资金短缺的问题而延误了建设”。

降低中小散户入场门槛

和大型养殖场减少相比，过去一段时间里，中小散户的退场和消失，同样是生猪供应减少的重要原因。

“中小散户的退场，不只是因为亏损、非洲猪瘟这些原因。在过去更长的时间里，由于一些地方一刀切的政策，使得中小散户不得不退出。甚至直到现在，仍有一些地方存在限制中小散户入场的政策门槛”，陈及说，“现在看来，应该取消这些入门限制，使得中小散户有重新进入市场的能力”。

过去一段时间，生猪养猪规模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，也有不少人认为规模化是必然的结果，但陈及认为，在还有上亿户农民的现实条件下，中小散户养殖、乃至一家一户的养殖，仍旧是稳定市场供给的重要部分，其作用不可忽视。

取消家庭饲养的限制

过去千年，猪肉供应都依靠千家万户的农民，陈及说，“我们和发达国家不同，美国只有几百万农民，这决定了养殖必然是规模化的，但我们的农业人口还有很多，家庭联产承包的形式未来仍不会变。这就意味着一家一户养殖的形式，仍旧不能完全取消”。

猪肉供应事关大部分居民的营养摄入，同时也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形式，陈及说，“在当前情况下，取消家庭饲养的限制，不仅可以让供给结构变得更加多元，也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城市化短时间内不可能消化庞大的农业人口，甚至经济的下行还让一部分人返乡创业、就业，让他们投入到养猪这个传统的行当里，既是给他们一个增加收入的机会，也能够促进市场供应的稳定”。

利用政府信息平衡供求

猪肉降价时弃养、涨价时追进，再加上猪肉养殖本身的特征，造成了过去多年难以改善的“猪周期”问题。

对此，陈及认为，应该充分利用政府的信息优势，稳定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，“首先可以通过合理的预测，知道我们的市场需要多少才能满足，还欠缺多少，各个区域的生产状况如何等，这样就能够更高效地促进生猪生产，保证在最短的时间里达到合理的供给规模”，陈及说，“同时，通过政府信息的优势，也能够更有效地防止一窝蜂地跟风现象，比如通过设施规模、存栏量等，控制供给，以防以后生产过量，再一次降价，造成生产者的损失。如果能够建成这样一套体系，自然也打消饲养者的顾虑”。

完善国家猪肉储备机制

猪肉是国人肉类蛋白摄入的主要对象，猪肉价格的变化，和大部分居民的日常消费直接相关，陈及说，“猪肉供应实际上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性保障之一，通过这次严重短缺的教训，应该考虑，在制度上建立更加完善的长期保障体系”。

“比如说，要进一步增强国有储备的制度和机制，增加库存设备和库存量”，陈及说，“当前的短缺，一是供求关系造成的，二是疫病导致的减量。如果能够扩大储存，那么在应对这样的短期波动上，就会从容很多”。

除了完善储存机制外，稳定政策预期，也是保障供应的重要基础，陈及说，“过去我们出现过很多大规模裁撤猪场的现象。我认为应该在制度上、政策上有长期、稳定的保障和承诺，让养殖者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”。

事实上，尽管半年多来，各级政府出台了多个鼓励生产的政策、举措，但仍有许多人对养殖生猪存有疑虑，不敢入场。陈及认为，更稳定的政策才能减少养殖者对未来的担忧，“同时，也可以通过加大补贴、制定价格保障制度来让养殖者恢复信心，比如政府承诺价格兜底，这样的情况下，养殖者自然不会那么担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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